碳酸天剑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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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话是以玩笑的口吻讲出来的,但基本不是什么玩笑。
博主我是个医学意义上的脑残,有着脑功能障碍和精神方面的疾病,所以有必要告知读者做好心理准备。

腐败与反腐

纵观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我得出一个结论:腐败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人类所能做的,就只有用某些方式暂时一定程度上降低,甚至只能做到基本控制腐败程度。嗯,这种行为就叫反腐。
反腐有多困难呢?毫不夸张的说,在反腐这方面,能将腐败总量能控制住停在原地,都能算某种胜利。

两种腐败

腐败有两种,一种是可以明确说“这是腐败”的腐败,另一种是没法明确说“这是腐败”的腐败。
前者呢,一般是直接的贪污行为一类的,当然是腐败。后者呢,比如说利用职务之便安排家族捞钱,或者收取政治献金,这些都是光明正大合情合理的,但实质也是腐败。
有很多国家的官员会在这里做文章,通过用后者代替或部分代替前者进行腐败行为,从而降低风险,这也让不少腐败问题明明很严重的国家,比如说日本、韩国,可以说:“我们没什么腐败”。
如果说将腐败比作一座冰山的话,前者是浮在水面上的部分,后者是沉在水下的部分,但总体积并不会仅仅因为浮在水面上的多一点还是沉在水下的多一点而产生变化。并且,毫无疑问,浮在水面上和沉在水下的冰山,都是冰山。
所以,我不赞成研究腐败问题的时候去除后者,应该明确后者也是腐败。

为什么要反腐

讲一个经典的中国腐败笑话:
省政府要拆除一座筒仓,于是财政批了两百万;到了市政府那,只剩下一百万了;到了县政府那,只剩下二十万了;然后县政府从这二十万中拿出两万找了个工头,让他给这事处理了;工头拿出一千给一个临时工,临时工给筒仓爆破了,事情办妥了,筒仓成功被拆除。
如果说,经过规划,拿两百万拆除这座筒仓,是在财政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的,并且最后事也办妥了,那么——这种腐败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反不反也就那样。鉴于官官相护的问题,以及官僚确实有在做事的事实,反的成本和潜在成本一般情况下会远远超过不反。
但如果说,这两百万打了水漂事没办成,或者对财政而言成本过高不可接受,这时候就需要反腐了。
总结下来就是,腐败这种东西,不能不反,不反财政要被掏空,事情也会办不成;也不能反过头,为了彻底消除腐败而反腐,这样成本和潜在成本太高,反而越反腐越亏。反腐的首要目的应该是让做事的成本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并且事情要真能做完。

拓展阅读 习式反腐

有不少反贼说习近平搞的反腐是在“假反腐,真内斗”。此言差矣!说得也忒不全面了点。
为了防止有人误以为我是给习近平洗地的建制派,我这里先说个结论:他假反腐之名内斗是事实,从总量上来看,他也反了个寂寞。
不过他的反腐确实是个很好的官场权术案例就是了,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讲讲。

习近平的反腐,主要分为三块:

  1. 中共上层
  2. 中共基层
  3. 军队

对于中共上层,习近平的反腐将官员分为两类区别对待:
对待自己的派系,就是正常的反腐:首要目的是让做事的成本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并且事情要真能做完。
对待其他派系,就是在假反腐之名内斗,还有什么好说的。

对于中共基层,习近平的反腐是为了抓民心,增加社会稳定度。
中国的大多数人,一辈子见面都见不到几回大官,可能和他们打交道的中共官员全部都是基层。那么,反基层官员的腐,对中国的大多数人而言,就是非常直观的“习近平确实有在反腐”。如此,民心就来了。

对于军队,这个不用多说。不反腐哪来的新航母?不反腐哪来的055驱逐舰?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强军备,次要目的是为了增强他对军队的控制。

那么为什么我说从总量上来看他反了个寂寞呢?因为:

  1. 中共上层其他派系的人只要投诚习近平,就能继续腐败。
  2. 习近平用来反腐的组织(主要是纪委),本身也会腐败。

很好理解嘛,只是给中共内部的腐败移动了位置而已。
但这么一动,既抓了权,又得了民心,还强了军,这权术,妙哇!

总是能看到有人去拿什么“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或者“极权是最坏的制度”说事,然后迫真论证什么无论何时在什么情况下的任意国家都一定要推行民主制度或者一定不能推行极权制度。
在我看来,这就属于典型的“制度迷信”。

我认为,制度应该为当下的政治需求服务,而不是为了“推行更好的制度”而“推行更好的制度”,或者“为了以后民众的利益”而“推行更好的制度”。以后民众的利益,以后再说,先解决当下的问题。
目前最完善的议会民主制度也有无法保障民众利益的时候,而哪怕是极权制度,也能用于在极端情况下结束混乱、带来秩序。
如果面临当下的政治问题(包括外部因素),大改制度(只能通过革命或改革)的成本和负面影响超过了继续维持当前并不好甚至很差的制度的成本和负面影响,那么就暂时不要去大改,等问题解决后再说。这种情况下,就算真的能成功大改制度,往往也会导致预期以外的后果。
说到底,遇到政治问题,只盯着内部制度看而忽略外部环境,是片面和短视的,容易想当然造成悲剧。

看到美国停掉了对民运的资助,转而大力支持分裂党,有感而发。

为什么美国希望中国分裂?原因很简单:
苏联解体后,前苏联部分加盟国国内从苏联继承的工业链多数因为失去了苏联政府的统筹而无法被正常使用,只能贱卖。
这些前苏联加盟国因此工业化水平倒退,又少有其他支柱产业,导致经济一蹶不振,并且因为处理产业链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寡头,也对政治造成了非常大的不良影响,上述不良影响也促成了无数其他的不良影响,例如治安恶化,最终导致这些前苏联加盟国国民的生活质量大幅倒退。
这些前苏联加盟国因为上述的各种恶劣影响,至少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再对美国造成较大的威胁。

对中国同理,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摧毁中国的工业链解除中国的潜在威胁。

甚至,刘仲敬等分裂党鼓吹的“诸夏”这方面说的也很清楚:分裂后中国只有部分地区(例如上海、珠三角、港澳)能得到发展,其他地区都会陷入比原来更糟的境地。

现代中国的政治圈,有着三类人:

  1. 在朝的中国共产党
  2. 在野的中国共产党
  3. 其他人

在朝的中国共产党,指中国共产党本身和一切立场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不在党内的建制派。这部分人在墙内的声量是最大的,在墙外的声量被压制,较小。
说中国的反贼是在野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句玩笑话,而是客观事实:中国共产党因为历史原因,多次改换路线,每次都会有一批没能继续“跟着总路线摇摆”的人被清理出建制派队伍,这部分人就成了反贼。这部分人在墙内的声量被压制,较小,但在墙外的声量是最大的。
在朝和在野的中国共产党各自抱团,并将其他人排除在外,其他人几乎没什么声量。

“中国人是在野的共产党,共产党是在朝的中国人”这种话我合理怀疑是在野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洗白自己的出身刻意这么说。实际上,哪些人才能代表中国人?3. 其他人。

我这里用的描述词是“思潮”而不是意识形态,因为这些思潮并非一种或几种意识形态就可以概括的,也随时可能从这些思潮中产生更多意识形态。

  1. 认为人类文明过去、现在、未来,一直在进步或螺旋式进步的思潮。
  2. 认为绝大多数民众愚昧而需要被刻意进行启蒙的思潮。
  3. 认为科学能或最终能被用来解决任何在人类社会中出现的问题的思潮。

无论是纳粹主义、共产主义还是进步主义,都是这三大思潮的产物。它们已经或正在带来无尽的灾难,将人间变成地狱。
凯末尔主义更是集这三大思潮于一身,登峰造极的产物。尽管因为以凯末尔主义治国的国家都不怎么强,所以这个意识形态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但它的危害并不比上述三者小。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的凯末尔主义实践。

注:这个划分只具有理论意义,并无法被用于现实,因为一个人真实的意识形态和实际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是可以不一样的。

左翼无法被明确界定,但右翼可以:无条件怀疑一切事物,换句话说,相信任何事物都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右翼。
哪怕某个理论是真正意义上的绝对的真理,右翼也必然会首先无条件怀疑,然后根据其他条件(例如,最常见的:利益)选择是否相信。

除右翼以外,都是左翼,没有所谓的“中立”存在。
不过也可以这么说,“中立”指的是容易变成右翼的左翼。

对人类而言,无条件怀疑一切/有条件相信任何事物的能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后天在社会中形成的。所以未走上社会的人一般情况下是左翼。
这种能力也并非无法被破坏,通过认知作战可以轻易毁掉,但被破坏后也不是无法再次恢复。所以一个人在一生中完全可能在左翼和右翼之间多次更换立场。

后冷战时代的阵营

要了解时代的脉络,理清背后的逻辑,就需要认识到如今对立的两大阵营。

左翼

社会主义者

通常在中文语境下的左翼,指的是经济上的左翼,也就是社会主义者。前苏联与第二国际的成员们,多属于此类。
这部分左翼的共同点是经济轴的左,在此基础上,政治、文化、民族三轴左右均可。
前苏联经济极左、政治极右、文化极左、民族中右。
第二国际的成员们一般经济中左、政治中右。
我用“红左”来称呼这部分左翼。

红左通常采用“阶级史观”来看待历史。
认同阶级史观的人是红左,或者说,终将成为红左。

进步主义者

通常在中文语境下的自由派,指的是文化上的左翼,也就是进步主义者。现今欧美语境下的左翼,多属于此类。
这部分左翼的共同点是文化轴的左,在此基础上,政治、经济、民族三轴左右均可。
现今欧美的左翼,一般政治中右、经济中右、文化极左。
我用“白左”来称呼这部分左翼。

白左通常采用“辉格史观”来看待历史。
认同辉格史观的人是白左,或者说,终将成为白左。

右翼

民族主义者

这部分右翼的共同点是民族轴和文化轴的右,在此基础上,政治、经济二轴左右均可。

民族主义者通常采用“民族史观”来看待历史。
认同民族史观的人是民族主义者,或者说,终将成为民族主义者。

保守主义者

通常在中文语境下的保守派,指的是文化上的右翼,也就是保守主义者。现今欧美语境下的右翼,多属于此类。
这部分右翼的共同点是文化轴的右,在此基础上,政治、经济、民族三轴左右均可。
民族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在部分地区,例如欧陆和东亚,高度重合。
而在英美和伊斯兰国家,则一般不重合。

保守主义者通常采用“民族史观”或“文明史观”来看待历史。

阵营对立

由进步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主导的左翼,与由保守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主导的右翼之间的对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这种对立是不可调和的:

正义与否

通常右翼认为正义与否是相对的,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正义”,只有用具体的共同体(例如民族、文明)的视角,才能对一样事物进行评判。
比如说,两个曾发生流血冲突的民族,其中一个民族的民族英雄,很可能就是另一个民族看来臭名昭著的恶徒。
通常左翼认为正义与否是绝对的,应该采用同一套标准来评判事物。
这套标准在社会主义者那里是“阶级史观”,通常在进步主义者那里是“普世价值”(然而,这个“普世价值”总是变了味的,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现代与否

通常世俗化的右翼更愿意在现代社会生活,同时反对前现代和后现代;而非世俗化的右翼不反对现代,反对后现代。
而无论是红左还是白左,都认为现代社会必将被更进步的社会取代。二者在此的唯一区别是,所认定的未来不同:红左认为人类必将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并为此努力;而白左认为人类必将建成进步主义社会,并为此努力。
有些白左认为,有独立于传统文明的“现代文明”存在,人类文明最终都要放弃传统价值观,演化为“现代文明”。而事实是:只有“现代化的传统文明”,而没有独立于传统文明、完全脱离了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文明”存在,这些白左所认为的“现代文明”,实际是另一种东西,我称其为“后现代文明”。

文明的冲突

如今的“左右冲突”,本质上是“坚持传统价值观的文明”与“反对传统价值观的文明”之间的冲突。
上一次这种类型的冲突,还是美国与苏联的冷战。冷战结束的时候,又有谁能想到美国竟然会迅速变为“另一种口味的苏联”?
被白左控制的美国,这是人类自产生文明以来遇到最大的敌人:它有全球最强的军队,有全球最顶尖的科技,有全球最强的宣传力量,聚集了全球最优秀的科学家,并且有鼓励创新的自由市场,是引领两次科技革命的国家、互联网的发源地,它的强大,不是苏联能比得上的。
这次,传统文明能否渡过难关?还是,历史真的要终结于此?

嗜赌的英雄

从大多数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视角来看,普京都是俄罗斯的民族英雄——直到他进攻乌克兰失利为止。
普京结束了俄罗斯自叶利钦以来的乱局,通过在格鲁吉亚、车臣与克里米亚的豪赌为自己攫取了相当的政治资本。“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曾是一句振聋发聩的口号。
曾经的数次成功的军事冒险行为助长了普京的自信。最终,累积的自信成了自负,为了俄罗斯民族的利益,普京再一次赌上了俄罗斯的未来。俄乌战争爆发。
乌克兰曾是沙皇俄国的一部分,如今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法理是苏联的列宁赋予的,普京反对列宁时期的苏联,这是他所认为的,发动俄乌战争的正当性。
普京的反对者们多数也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普京肯定列宁后苏联的行为让他们感到了背叛,因为他们认为就算是列宁后的苏联也并不符合俄罗斯民族的利益。但对于普京在乌克兰的军事冒险,这些人多数也不反对。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们大多认同发动俄乌战争的“正当性”,无论是否反对普京。

孤独的战士

原本,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政权一直在稳步推进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即“改革开放”——直到认识到白左思潮的危害。对反右、文革的恐惧占据了中国共产党部分决策层的内心,因为他们认定白左与毛泽东本质上并无不同。从那时开始,为了防止中国的政权落到白左手里,为了不让反右、文革重演,中国迅速右转堡垒化(“堡垒化”是个比喻:“缩进堡垒耗死敌人”。中国堡垒化的目的是耗到欧美的白左思潮结束、传统价值观重回优势地位)。
改革开放就此宣告终结,并卡在了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上:
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的政治改革未完成,转型正义无从谈起,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完全依赖于经济开放的成果,并且在不可避免的经济下行中逐渐削减;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互联网的加持下,白左思潮无孔不入,且在中国共产党未认识到白左思潮危害时已经在党内外造成了巨大影响,要想有效打击,除了进行大规模的言论审查和政治宣传以外,别无他法,于是中国共产党这么做了,这同时事实上严重侵犯了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也让中国共产党背上了更多的血债。
而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反对派早已大规模白左化(或者说其中相当一部分本来就是白左),于是毫无疑问受到了堡垒化中国的重点打击。种种前提下,中国白左与欧美白左合流、白左占据欧美主流后,中国的右转堡垒化行为就此变得千夫所指。
就连欧美日的右翼,绝大多数也并不理解中国的右转堡垒化行为。正如普京在一次会面对习近平半开玩笑的评价那样,如今的中国是“孤独的战士”。
这种右转甚至同样没能得到中国右翼的理解:因为中国共产党政权不敢对民族政策大肆修改,担心激化民族矛盾导致堡垒从内部垮掉;也不敢舍弃毛时代的合法性,担心会造成类似苏联解体的结果。

哈米吉多顿

欧美日的右翼已经意识到白左思潮的问题,并且进行反抗。
欧洲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主义回潮,数个欧洲国家极右翼政党上台。
美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保守主义回潮,川普上台是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一个高潮。
在东亚,安倍晋三死后,日本保守党接了他的班,继续为维护日本的传统价值观与日本正常化而奋斗。

目前,在欧美日,左右的冲突还趋向于温和,两边都选择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进行斗争。
但是随着冲突愈演愈烈,未来会演变成什么样,没有人知道。

我看到一场巨大的战争出现在人类文明的地平线上。我不知道这场战争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样的形式展开、规模具体会有多大、最终谁会胜利。但我确实看到这场战争出现在人类文明的地平线上了。

马蹄铁理论,通俗点说,就是认为意识形态光谱轴是一个首尾相接的环,所以“极左到极致就是极右,极右到极致就是极左”。

我认为,马蹄铁理论发现和总结出的现象是对的,而得出的结论并不对。

极左和极右之间是有共性的,主要在于对“现状”极度不满,并且不愿意向现状进行妥协,所以要使用相对极端的手段改变现状,因为不那么极端的手段就意味着必须要向现状作出妥协。

极左比较好理解,对现状极度不满,极端追求进步,又不像温和左翼那样愿意向现状进行妥协。
极右分为两类,一类是反动,一类是极端保守。反动也比较好理解,对现状极度不满,并且对过去的某个时期比对现状更加满意,所以追求回到过去的那个时期。那么极端保守呢?
人类社会演变的大趋势是不断进步,所以现状处于不断进步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也是现状的一部分。温和保守愿意向这种变化妥协,或者对包含了这种变化的现状感到满意,总之不反对这种变化;而极端保守对这种变化极度不满,不愿意向这种变化妥协,也就是不愿意向“完整的”现状妥协。并且,因此,如果极端保守不调整自己的立场,变得反动只是时间问题。

也许极左极右能够在“使用相对极端的手段改变现状”这点达成共识,甚至会使用类似/相同的极端手段,但是极左和极右所追求的对现状的改变终究是截然相反的,这是根本矛盾。所以极左和极右产生分歧是必然,极左极右之间的长期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马蹄铁理论所说的“极左极右的相互转化”绝大多数时候更是无稽之谈。

美国社会权力结构顶层的三权分立:总统、国会、最高法院。

首先,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
美国这等规模的人类社会是如此复杂,怎么能将如此之大的权力交给一个个体?哪怕假如这个人是智商200以上的天才中的天才,恐怕也难以统筹全局,做出什么比较好的决策吧。并且,如果这个人能力不足,可能反而会做出一些破坏分权制衡的行为,并且这难以在其任期内阻止,阻止后也需要消耗可能很高的成本来解决已经形成的问题。

然后,将议员与公务员严格区分,是进行分权制衡一个有效的手段。这有助于建设民主社会,也是大多数民主国家的共识。
但是,实权总统,既是议员(就算不能直接干涉立法,一般也能签署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法律的总统令)又是公务员(能够直接指挥官僚系统执行决策),或者权力完全凌驾于议会和官僚体系之上,甚至任职期间有司法豁免权。这显然不符合分权制衡的原则,也是总统制民主比议会制民主更容易倒退回威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说说我认同的三权分立:
国务院、国会、最高法院。

本着议员/公务员分开做决策/执行决策的权力的原则,议会系统(顶层为国会)负责做决策(立法),但不能执行决策(行政);官僚系统(顶层为国务院)负责执行决策(行政),但不能做决策(立法)。
本着司法独立的原则,上述二者皆不能干涉司法系统(顶层为最高法院)进行司法,同样司法系统亦不能干涉立法、行政。

这是理想情况,实际情况只会更复杂,三者之间一定程度的相互干涉是无法避免的,但不影响达到分权制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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